刘勃：干卿底事写春秋
干卿底事写春秋
刘勃
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这么一条：今天的中国人，是在今天中国的这片土地上，独立进化出来的。从云南元谋人到陕西蓝田人，从周口店的北京人到山顶洞人……再一路到现代中国人。
学习这些时，同学们大抵是颇有些民族自豪感的。有意思的是，在种族主义最流行的年头，颇有些西方学者对此也很认可，不过他们对这个判断的理解，却和我们大不相同。
在他们看来，北京人的脑容量不大，尤其是大脑负责语言的部位发育很不完善，所以大概不怎么聪明，彼此间的交流也一定相当困难。而且北京人还很残忍，他们生活的洞穴里面，多见头盖骨，而身体其他部分的骨骼很少。一个解释是北京人会把同类敲骨吸髓地吃掉，头盖骨因为可以当水瓢，所以吃掉脑髓之后就保留了。
既然中国人是这些残忍而愚蠢的生物的后代，那么他们是一个低劣的人种，就又多了一个证据。相比之下，在欧洲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就显得智商很高（他们脑容量比现代人还大），虽然他们的语言表达看起来也不怎么样，但制作的石器却比北京人精美、实用得多。据此大可推论，欧洲的人种自古以来就比中国优秀，所以由欧洲人来统治中国，自然也很合理。而且，两个种群彼此分化已经有几十万年了，就算对中国人来个种族灭绝，似乎也没有太多道德障碍。
当然，根据现代基因科学的研究结果，今天我们知道，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是人类进化史上挂掉的分支，和现代人类关系都不大。把他们搬出来，不论是激发民族自豪感，还是搞种族歧视，都是很不靠谱的事。
我们还曾经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——自然，相信这一点的国人是很引以为自豪的。这个观点也曾有不少西方人支持，其中就包括最鄙视中国的黑格尔。
《历史哲学》可能是黑格尔最易读的书。哲学大师在这本书里使用的逻辑很简单，就是“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，亚洲是起点”，为让这个判断使用起来更畅快，老人家甚至认为“地球虽然是圆的，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”。所以文明越往东越古老，也越差劲，而中国既然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，他就极力证明中国是最古老也最差劲的文明，所谓“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——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”。
当然，现在我们可以很确切地知道，中国绝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，甚至连最古老的之一恐怕也算不上。所以，拿古老做文章，不论是论证中国优越还是差劲，都是很不靠谱的事。
中国人种是否独立起源，华夏文明是否最为古老，这是事实判断；中国人种或中国文化是否优秀，这是价值判断。上面两例都表明，即使事实判断相同，价值判断仍可能完全不同。而事实经常本身就很难判断，这时贸然推导出价值判断，那就多半是别有怀抱了。
中国的早期历史很模糊。传统的讲法是从三皇五帝开始，接下来是夏商周三代。三皇是何许人也？汉朝人众说纷纭。司马迁对他们的事迹似乎抱有极大的怀疑，所以《史记》跳过三皇，直接从黄帝写起，第一篇就是《五帝本纪》。其实从“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”（学者们大多谈论五帝，真的是好久远啊）、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”（各派学者都谈论黄帝，可是表达粗疏不规范）这些话看，他写黄帝也没有太多底气。一个有点暗黑的猜想是，汉武帝正迷恋黄帝成仙上天的故事，作为皇家史官，司马迁硬着头皮也得把黄帝写了。
当然，现在其实也没谁想证明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真有其人，但接下来的夏朝是否存在，就要认真讨论了，而争论的焦点就是二里头文化。这又包含两个问题，一是二里头文化算不算一个“文明”，或者说有没有一个王朝首都的气象；二是如果它算文明，那它是不是夏文明。
尽管有关部门已经信誓旦旦地宣称，二里头就是夏朝最后的都城所在，但学者的态度往往还是比较保守的。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先生介绍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：你问研究埃及学的学者，二里头算不算文明？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，因为比起埃及的遗迹，二里头的建筑和器物难免显得寒酸。你要是问研究美洲古文明的学者二里头算不算文明，那就当仁不让了——这要还不算，那就大家都不算了。
至于二里头是不是夏代的王都，那就更难回答。毕竟，很多事情要想有比较精确的判断，还得靠文字材料，而二里头偏偏没有发现什么文字。所以，二里头是商都还是夏都，学界争论了几十年，主流意见几经反复。总之，在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出现之前，还是不要下定论为好。
1928年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的安阳遗址，则可以肯定是殷墟，所以商朝的存在是中外公认的。哈佛的老教授包弼德（Peter K. Bol）教学生背中国朝代，不像我们小时候背的“唐尧虞舜夏商周，春秋战国乱悠悠”，而是借用《两只老虎》的调子，从商朝唱起，其辞曰：
商周秦汉，商周秦汉，隋唐宋，隋唐宋；
元明清Republic，元明清Republic，毛泽东，毛泽东。
但确认商朝存在和了解商是怎样一个王朝，毕竟是两个问题。殷墟出土的材料极丰富，也有大量的甲骨文，可是提供的信息仍不免有很大偏差。一个常见的误会是，许多人认为商朝人专喜欢把文字刻在甲骨上。其实甲骨只是商人的书写材料之一，比如甲骨文中有“册”字，明显是成编竹简的象形。只有和祭祀有关的事情，才会用甲骨文记录，只是其他书写材料不容易保存，今天我们都见不到罢了。这就导致一个问题，如果只根据甲骨文了解商代，会觉得那时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祭祀。其实，商人虽然重鬼，但是未必到这种地步。
周代的材料相比而言要多得多。一是传世文献中关于周朝的内容很多，二是考古发现也很多，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，更是成了专门的学问。面对传世文献，最大的麻烦是真假莫辨。《尚书》里的几篇讲话，《诗经》中的一些诗，可以认为是西周传下来的真材实料；而颇有些篇章，基本肯定是后人伪造的。当然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还不能断其真假，写文章时如何使用，分寸就更难拿捏。
受过严格现代西方学术训练的人，多主张对这类材料采用有罪推定，凡不能证明为真的，那就搁置使用，但对传统抱有温情的人，或是因为发现近年来的考古，颇能证明很多原来被怀疑的史料并无问题，所以增加了对旧史料的信任感的人，自然主张要用。这个分歧可以大到吓人的地步。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引了几句晚周史料谈论对早期九鼎的理解，这在国内是自然不过的事情，“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笑掉大牙的无知妄说”。
青铜铭文虽然是第一手材料，但问题一样很多。第一是零散不成系统。第二是它同样未见得可靠，如果只依赖这些金文，那么你甚至无法理解西周怎么会灭亡，明明形势还一片大好嘛！第三则是金文毕竟和今天的汉字差别极大，很多字的意思，即使是专家之间，意见分歧也很大，而很多时候一字之差，整篇铭文的含义就可能完全相反。
所以，面对这些最初的王朝，我们可以了解某些真确的细节，但很难勾勒其整体风貌；能谈论某些文化取向，也可能拼凑复原部分制度规划，但很难展开具体的叙事。一本通俗性的小册子，还是要讲述全须全尾的故事。
西周以后，传世史料的可靠度就比较高了，而且阅读起来也比较容易。这个时代叫“春秋时代”，原因是儒家经典里，有一本叫《春秋》的书。这是一部编年史，据说孔子对它格外重视，下了大功夫，所谓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”。又据说这书里包含着治国的根本道理，所谓“《春秋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，以视万世之君”。
《春秋》从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写起，到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年）结束——《左传》所据的经文特别一点，要到鲁哀公十六年（前479年）才结束。为什么从隐公元年写起？后世的经学家有许多脑洞大开的研究，这里就不引用了。为什么到哀公十四年结束？说法倒比较统一。那年鲁国出现了一只麒麟，被人打死了。麒麟本是“瑞兽”，中国梦飞九天时才该出现，它来乱世闯荡，则只有被打死的命。孔子看着麒麟想到自己，勾动心事，于是写了“西狩获麟”四个字，就搁笔了。
《左传》所据的经文之所以到鲁哀公十六年，是因为它想记录一件大事：麒麟被打死之后两年，孔子去世。这一版《春秋》的最后一句话是“孔子卒”，但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：《春秋》是孔子编订的，他怎么可能临终时提最后一口气用第三人称记录自己的死亡？
传统的解释是，孔子自己确实只写到哀公十四年，但他的弟子觉得老师这么伟大，他的死不写进《春秋》说不过去，就又续了两年。无独有偶，西方最伟大的经典《圣经》的开头五篇，据说乃是摩西亲笔所著，人称《摩西五经》，其记录的最后一件事是：
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……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，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。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，并他的全地，行各样神迹奇事，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，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。（《申命记》34:5–12）
同样的问题，摩西怎么可能记录自己的死亡呢？犹太经师的解释是，《摩西五经》确实是摩西的著作，但摩西死后，大家觉得他这么伟大，他的死不记录下来说不过去，于是由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后补了这么一句。看来，普天下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，脑回路还真是很相似。
在经学家看来，《春秋》当然每个字都很神圣，到处是“微言大义”，更别说开头和结尾了。但思维比较朴素，不习惯从细微的言辞中发掘神圣内涵的历史学家，就很容易认为，《春秋》固然很重要，但隐公元年显然不够格做一个时代的开始，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，也难说算一个时代的落幕。距离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最近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当然是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，所以这个年份就很自然被拿过来，当作春秋时代的始年。
春秋时代结束的年份，则难以确定得多。西周和秦以后的历代王朝，是完全不同的社会，而春秋战国就是周制向秦制过渡的阶段，这是很多立场、见解完全不同的学者都接受的判断。我们也无妨泛泛地说，春秋是旧社会的崩解期，战国是新社会的形成期。但正因为是过渡而不是突变，所以两者的分界线就很难划出来。
有人尊《春秋》，又尊周天子。《春秋》结束时的天子是周敬王，那就把周敬王死的那年（公元前476年），算作春秋时代结束；下一任天子周元王的元年（前475年），就是战国时代的开始了——大家中学历史课上背的，就是这个分期办法。
有学者特别看重三家分晋（前453年）的历史意义，就把这一年当作春秋战国的分界线。也有学者认为三家分晋这个事实并不那么重要，而周天子对这个恶劣的事实竟然会加以认可才是重点。所以，他们把天子承认赵魏韩为诸侯国的那一年（前403年）当作战国的开端。
其实，历史分期无法精确，在世界范围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。能够以改朝换代来把历史清楚分成一段一段的，倒可说是中国特色。参考钱穆先生《国史大纲》的办法，春秋时代又可以再分为三个阶段：从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登基，是第一个阶段；从齐桓公的霸业，到弭兵会议大国休战，是第二个阶段；弭兵之后向战国过渡，是第三个阶段。当然，很多事情，要从西周讲起。